很多人抱怨《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叙事太平淡，缺乏峰回路转的跌宕，认为影片应该先抛出理查德·朱维尔是否为真凶的悬念，再逐步倒叙插叙揭秘事件的真相。
如果真这样拍，那就不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而是大卫·芬奇了。
这十多年来，东木老爷子似乎和真实事件改编较上劲儿了，一部接一部的拍，越拍越来劲儿。
好莱坞喜欢拍真实事件改编的导演有很多，风格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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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芬奇热衷悬疑惊悚片，《十二宫》《社交网络》，以及有真实事件影子的《龙纹身的女孩》《消失的爱人》，他的电影充满悬念与反转，结局往往令人生畏。
保罗·格林格拉斯精于现场感营造，《血腥星期天》《颤栗航班93》《菲利普斯船长》《7月22日》等，通过其标志性的手摇摄影真实还原现场。
彼得·博格擅长动作片，《孤独的幸存者》《恐袭波士顿》《深海浩劫》等，他的特色是永远的男主角——肌肉男马克·沃尔伯格。
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有着自己偏爱的视角。也许是年轻时饰演牛仔英雄太多了，人到中老年轮到自己当导演时想正一正视听，阐释一下自己对于“英雄”的理解。他的真实事件改编电影系列一直在重复两个命题，即“凡人的英雄性”与“英雄的凡人性”。
了解了这一创作理念，你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会这样拍了。
1、凡人的英雄性
在《百万美元宝贝》的前半段里，他讲述了一个平民女孩成长为杰出拳击手的经历；
在《泽西男孩》里，他讲述了四个新泽西州工人阶级出身的男孩追求美国梦的故事；
在《永不屈服》里，他讲述了南非橄榄球队在种族隔离制度打破后的变革与奋进；
在《15点17分，启程巴黎》里，他讲述了三位在欧洲度假的美国大兵挺身而出制服恐怖分子的故事。
……
在《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的前半段里，他同样讲述着一个平民成为英雄的故事。
男主角理查德是一个平凡的小人物，梦想成为一名执法者，但现实是他一直碌碌无为的在大厦保安、学校保安、社区保安等各种安保职业上平淡度日。
1996年7月27日凌晨，他展现出了“凡人的英雄性”。在离亚特兰大奥运村1.5公里的奥林匹克世纪公园中心广场上，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爆炸事件，造成一百一十多人受伤，2人重伤，2人死亡。由于事发前理查德敏锐的发现了可疑背包，警方及时疏散人群，伤亡人数才未进一步扩大，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伊斯特伍德的一系列真实事件改编电影都在重复这一设定，每个凡人身体里都蕴藏着的英雄性的一面，它长时间的蛰伏其实是为了证明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做准备，准备迎接那关键一刻的到来。
2、英雄的凡人性
在《父辈的旗帜》里，一群战士每天在战场上默默无闻的执行命令与履行职责，偶然间因为一张竖起国旗的照片而被不谙战事的后方人民传颂为英雄事迹。后方安享和平的人们根本无法理解战士们的苦痛与挣扎，也无法理解战友间深厚的兄弟情谊。价值观的差异让战士们与后方世界变得格格不入，他们被误解与诋毁，甚至人身伤害与人格侮辱。在战场上团结而坚毅的他们在本土却变得分崩离析、软弱而无助，从“英雄”堕入“凡间”。
在《美国狙击手》中，他同样没有过多描述战斗英雄的成长过程，而是聚焦于英雄的战后心理创伤，凯尔无法忘记战争带来的恐惧和伤痛，也无法融入社会与家庭，内心濒临崩溃。这充分展现了英雄们无助的一面，他和我们所有人一样拥有恐惧与脆弱。
在与本片最为神似的《萨利机长》里，英雄事迹只是轻描淡写的掠过，大段影片时长都留给了媒体与空管局对于英雄机长的质询与调查，而作为英雄的萨利只能像一个平民一样坐在被告席上语速缓慢的逐一回答。他很镇定，也很无奈。
……
回到《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的后半段，理查德在面对媒体与政府铺天盖地的诬蔑与质疑时表现出了一个凡人的无力与挫折感。
他一度自暴自弃、心灰意冷，面对媒体的追问毫无还口之力，面对联邦调查局刻薄的搜查时唯唯诺诺、行为拘谨，连他妈妈都看不下去了。这一切都让他迅速丧失了“英雄”的光环与自信，重回了那个“凡人”的死肥宅形象。
伊斯特伍德在众多电影里不断的告诉我们，英雄是会坠入凡间的，西部片里的“真汉子”与漫威电影里的“纯英雄”并不真实存在。每个牛仔与超级英雄体内都有着凡人的基因，它会在短暂的英雄行为后重归平静，并在面临新问题时变得与普通人一样手足无措。英雄，也要学会在平凡中谋生存。
这就是伊斯特伍德式电影，平凡之中孕育伟大，伟大之中潜藏平凡。
每个人都要理解“凡人的英雄性”，明白自己身上背负着与他人无异的责任与义务。“我们都可以成为英雄”，换一个说法其实是——我们都应该成为英雄。
而每个人也要参透“英雄的凡人性”，在风光无限的那一刻明白峰过必有谷的道理。“我们都可以成为英雄”，换一个说法其实是——英雄与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
